日本近代“下克上”的频繁风气，既有通用的国际大环境因素，也有一些日本特有的因素。

　　先说国际大环境因素。 首先，所谓“近代”之所以显得光怪陆离，之所以和别的时代不同，是因为整个世界都被拖入到了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这是整个世界被烽火所覆盖的年代，这是民族概念空前兴盛的年代，这也是一次空前的社会结构解体的时代。 当时的清朝知识分子，描述近代化给自己国家带来的冲击时，用的描述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何尝不是“XX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近代思想当中，贵族社会那一套传统治国理念已经被否定，普通人、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被统治者，反而认为自己对国家负有义务，并且有资格来担负起改造国家的重任，而这种思想，对日本这样的传统国家来说几乎是全新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除了工业革命起源地英国之外，其他都是被动地被拉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就使得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想尽办法来应对近代化的冲击，而这种冲击的副产品，就是更是民族主义和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的甚嚣尘上。 民族主义和近代思潮泛起的一大结果，就是使得各国原本和国家颇为疏离的社会阶层突然有了“我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份子”、“这个国家需要由我们来保卫和革新”的觉悟。

　　为什么满清仅仅以几十万人口就征服了中国，而日本以更先进的武器、更庞大的人口却十几年都没有做到？最大原因当然就在这里——原本麻木的民众已经觉醒（虽然不是全部），并且愿意为了保卫国家而殊死抵抗。 在这种大变局当中，各国的统治阶层都不得不被动应对，而应对当中就会产生空前的危机和变乱。是的，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开始，直到20世纪中叶，整个世界都在空前动荡当中风雨飘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依靠核武器建立了恐怖平衡为止。 而日益激进化的思潮，就会使得觉醒起来的中下层对他们的上层产生了极为普遍性的不满，这种不满和“我对革新国家负有责任”的使命感结合起来，给社会上层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在当时近代的国家社会当中，下层无政府主义人士以肉体消灭的形式（也就刺杀）来纠正或者报复本国或者别国的上层人士，几乎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行为。

　　在法国，不谈大革命当中王族和贵族纷纷头颅落地的恐怖风暴，后面还被刺杀了一个王子（查理十世的小儿子贝里公爵），一个总统（弗朗索瓦·萨迪·卡诺）。

　　另有多位国家领导人遭遇过刺杀。 美国被刺杀了一个总统（威廉-麦金利），安德鲁-杰克逊和西奥多-罗斯福也遭遇过近距离的未遂刺杀。 俄罗斯被刺杀了一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几位沙皇遭遇过刺杀阴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早年在日本也遭遇过刺杀。 奥地利被杀了一个皇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茜茜），以及一个皇储（结果成为了一次空前浩劫的导火索），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本人也遭遇过几次刺杀。

　　在德意志，俾斯麦遭遇过刺杀（1866年为了反对跟奥地利兄弟阋墙，一位青年大学生当面向他开枪“以拯救国家”），统一德意志的皇帝威廉一世也遭遇过社会主义者的刺杀，并且成为了俾斯麦政府加强戒严管制的导火索。

　　在中国，这种刺杀因为满清的民族色彩而变得更加频繁和酷烈，几乎多位满洲大臣都遭遇过刺杀，成功的自不必说，哪怕未遂，吴樾刺杀五大臣、汪精卫刺杀载沣等等也都轰传一时，并且被民族主义者们拍手称快。 在那个年代，激进主义者们满怀着民族热情和国家热情，或者哪怕只是为了“惩罚”，就频繁地以刺杀来冲击整个统治秩序或者报复本国的敌人。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种下层人士动辄对国内外政要的刺杀简直是匪夷所思，只有代入到那种冲击性的时代当中才可以稍许理解。

　　从这个大环境来看，日本大正-昭和年间屡屡出现的对上层阶级的“讨伐”和“肃清”，也就不那么特别显得特异了。 另外，那时候激荡的国际形势，更加增加了各国内部的危机感和激进主义。在那时候，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武装殖民，强国掠夺欺凌弱国几乎毫不掩饰，疯狂的侵略和残杀让每一个实力不够的国家都深恐自己将成为下一个牺牲品。而这种危机感就更加助长了激进主义的滋生，每一个自认对国家前途负有义务的人都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壮大起来，以强硬来回击未知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激进主义者是很难被满足的，因为你不管做什么，只要稍微有些妥协，都会被激进主义者们视作是“软弱”、“卖国”、“有损国家尊严”，而在那个时代里面，这就意味着成为“国家的敌人和障碍”，将会被列为“被清除”的目标。

　　在说完了国际普遍的因素之后，再来谈谈国内的因素。 虽然在我们今天很多人来看，日本是近代化的优等生，是亚洲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的强国，但是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他们离“亡国灭种”仍旧距离不远，在中国因为巴黎和会而爆发全国性反日示威的时候，就有日本人自嘲说“不过是又小又弱的国家罢了，自保都如此艰难，哪里称得上是列强”。 这种认知也对也不对，当时的日本在亚洲当然可以说得上是独树一帜，但是对西方国家来说，尤其是对北边的俄国（苏联）和东边的美国来说，确实只能算得上是弱国，这种空前的压迫感使得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要扩张势力，并且无比担心变成大国扩张的牺牲品。 同时，日本的经济环境也更加催生了这种激进主义，短暂的大正繁荣期之后，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得整个社会开始转向急速的激进化，让原本就存在的激进主义愈发变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也只有在这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环境之下，“下克上”才有可能频繁发动并且获得成功。

　　为什么说二战前日本国内矛盾激化，所以一旦停止侵略的脚步就会自爆？ 激进主义，民族主义，西方大国如芒刺在背的压力，扩张势力的渴望，使得日本当时的整个民意陷入到了疯狂的境地，任何对外国的妥协都会被这种普遍激进的民意视作是卖国行为。 华盛顿军缩条约，日本明明已经赢得了世界第三大海军的地位，也赢得了应有的势力承认，但是就因为政府明智的退让，结果被激进分子认为是“侵犯了天皇统帅权”、“出卖了帝国最为宝贵的海军”云云，当即在职首相滨口雄幸就遭遇了刺杀，最后伤重身亡。 而后就不用再说了，五一五事件刺杀犬养毅首相、二二六事变刺杀冈田启介首相和各个大臣元老，都是激进主义全面爆发的结果。

　　而当时日本破碎的政治体制，也更加给了激进主义者的行动方便，当时日本的政界和军界正好进入了一个藩阀开始衰退的真空期，整个上层呈现出破碎化的状态，争权夺利激烈，也没有一个有决心的领导人能够站出来，压制激进分子的行动。 同时，当时日本特有的政治结构，使得中下层精英不再谋求从政，反而转向了军队当中，更加助长了他们实施激进主义的本钱和破坏力。 另外，一群有野心的军官们也有意用违抗命令的方式自行其是，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博取军功和升迁的资本，而日本当时破碎的政治体制，使得他们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受到惩罚，这也变相鼓励了他们的行动。 匂宫出梦：如何评价“昭和维新”？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激进主义所绑架的日本政界和军界开始全面转向激进化，在这种比谁更狠更强硬的，国力限制已经被抛之脑后，最终走向了向ABCD全面开战的结局。

　　总的来说，日本近代“下克上”频繁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近代化的冲击造成的社会结构失序和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的流行。

　　2，近代思想当中对原本的贵族社会的冲击，以及所带来的中下层对社会的使命感和改造欲望。

　　3，经济空前动荡助长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市场。 这是国际性的。

　　4，日本特有的破碎的政治结构，使得统治者们的管理失序，频繁的内阁更迭更让政府失去威信，握有统帅权的天皇有意无意的放任更加让激进主义势不可挡。

　　5，藩阀制度和军国制度的遗存下，中下层精英大量集中于军队，更加增加了他们刺杀或者谋反的能量。

　　6，无人负责的政治真空状态，和不受约束的陆军，使得激进军官们个人的政治野心被放大，少部分希望快速升迁的军官有意用下克上的方式来自行其是，并且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更加鼓励了军官们目无上级、为所欲为的风气。 这是国内性的。

　　日本历史上经常出现下克上并且成功的原因，我认为有两点，第一是政治原因，第二是精神原因。

　　政治上日本国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各地诸侯，军阀甚至是民团、宗教集团林立。就拿日本战国来说，小小的岛国分为一百多个势力，中央的天皇只是精神象征，幕府将军权利被各诸侯架空。和平统一时期也不例外，在三朝幕府中，德川氏统一最久，享国250余年，但其政体也只是类似军事盟主的存在，各诸侯国内政相对自由，还可以蓄养武士军队，所以家康才要弄出诸如一国一城令，掺勤交代等繁琐的制度限制诸侯，但最终还是被尊王四国克死。

　　从精神上来说，由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使日本民族存在着“菊”与“刀”的两面性，实力不足时他们会卑躬屈膝，甚至献妻献女。但当双方实力快要接近时，日本人敢于不顾一切放手一搏，以小博大。而日本历史上又不曾出现秦始皇这样善于统一，压制，控制思想的人，所以下克上在日本的历史上缕缕发生。

　　说是下克上，主要还是因为天皇的支持。日本在二战以前，名为君主立宪制，实际上天皇是整个日本军政的操纵者，还是日本国民的精神领袖。但毕竟他不是军队的直接领导者，因此，日本天皇为了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鼓吹激进主义，在军队内部支持年轻的中下层军官对高层发起挑战。五一五事件刺杀犬养毅首相、二二六事变刺杀冈田启介首相和各个大臣元老，都是激进主义全面爆发的结果。

　　“下克上”一词，源于日本战国时代。直接意思就是背叛，从镰仓幕府到食町幕府，下级代替上级，分家篡夺主家，家臣消灭家主的现象屡屡发生。究起原因是因为日本封建制度的不完善，武力基本都在基层，说白了，就是谁领兵打仗，谁就有权力。其实近代日本的“下克上”，是下属为了保护上级，宁愿自己背负“骂名”，出事了也找不到强烈头上，这也成了天皇战后洗脱罪名的一个理由，都是下属威逼发动的战争，不管天皇的事。

　　后浪厉害了

　　下强势上懦弱